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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田文昌律师表示，司法实践中，罪状表述模糊的主要表现，一是空白罪状普遍存在：如《刑法》第332条妨碍国境卫生检疫罪，需援引行政法规界定构成要件，突破法律专属性原则，且内容随行政法规变动，增加不确定性；二是兜底条款滥用：非法经营罪“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”等兜底表述，使其成为“口袋罪”，最高司法机关多次扩大解释，让企业合规经营风险难测，类似兜底条款在刑法中多处可见；三是叙明罪状表述模糊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未明确“骗税目的”要件，27年间导致大量错判，即便2024年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，仍有错判；骗取贷款罪等“重大损失”“严重情节”认定模糊，出现未造成损失却定罪案例；重大责任事故罪司法解释易被误读，扩大犯罪主体范围；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因表述不足，难界定新销售形态是否属于传销。

　　究其深层原因，田文昌律师认为，我国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均处于初级阶段，二者均动态发展，立法缺乏成熟经验与规律可循，导致法律规范缺失、滞后，难以适应经济发展需求，且民营企业因根基脆弱，受负面影响最甚。因此，他提出三点建议：一是提升法治理念：正视罪状模糊的严重后果，通过统计企业涉罪案件，认识修法必要性与迫切性；二是改进立法技术：限制并细化兜底条款，必要时以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范围；明确空白罪状援引法律范围，减少使用并建立审查机制；梳理优化叙明罪状，消除歧义；三是强化配套保障：以与立法精神一致、不扩大解释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补充，辅助罪状清晰化落地。